我看《柏克萊精神》序言也想笑,大詩人也會當街過馬路給制服警察逮個正著罰新台票九十元整。原來詩人七五年回台灣在台大教中西比較文學和莎劇,住在現金山南路當年叫金山街的巷弄裡,詩人當年人境結廬的巷弄從文中提到的景物推算我約略知道是那條,那家像館還在鎖店也有永康公園已翻新當年貼中央日報的佈告欄現在則是滿江紅紙招寫著密密麻麻吉屋雅房要租要賣。楊牧說他一像討厭走地下道,原來我同詩人想到一處,我也絕得人應該開大路走平地,有陽光有數的平地,汽車應該鑽地道。從來詩人說的就是抵抗和介入終也不見以文干法,想不到初初回台就來個以身犯禁,還被請進警局還被罰現款九十台幣還被員警酸上一句「大學教授怎麼也擅越快車道啊!」最後終是印花當中剪,一半給你,一半是我,員警詩人握手道別快快樂樂地走了。
這個地道今還在大概也少人走,以前開車停在金山南路口北向等紅燈常有一婆婆穿越車陣賣花,詩人說她賣含笑花我則都買到玉蘭,當年婦人不知是否就是我後來見到的婆婆,也很久沒再碰上。
後話是,詩人也學乖了,也學會鑽地道,把馬路讓給汽車去走了。楊牧詩文常會顯露某一生命片段的著地,或花蓮或台北或香江或西雅圖,從此揣想詩人某時某刻因某地風景的片想好像也跟著詩人活在那個當下。是書大部分文章是應高信疆之邀在人間副刊的專欄結集,談詩論藝竟較後來多沾惹點廛肆風味,其中一篇〈新潮叢書〉始末說到和林衡哲先生共同編纂新潮叢書二十四種始末,《陳世驤文存》正是其中第十一種。
「文學固然不能變成其他東西的附庸,但文學也不可以自絕於一般的人文精神,和廣大的社會關懷。古人說,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我常常思考這個問題:不知該進取好呢,還是有所不為好呢?也許狂狷又是可以結合的,那毋寧是最理想的安身立命的哲學,孟子不是說過『禹稷顏回同道』嗎?我很想把這本書題獻給一個什麼人,可是不知道應該提獻給誰;然則,獻給所有狂狷的讀書人吧,你們是我最欽羨的典型。」
我們都以詩人的提獻者自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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