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認識關子尹先生,我送你一首歌,祝願佳兒早日安息,也請你早早走出發憤而為文。
2008年3月6日 星期四
蘇三
痲瘋
看《玉蘭》的喀血描寫我想到最多的其實不是結核病而是痲瘋,或許我得說漢生病比較政治正確點。我也見過痲瘋病人但是只有一個,我必須說真的貌甚寢並且古怪,走老遠以後我母親才告訴我那個人得了癩病(閩南語其實唸「苔疙」,我常愛唸人不愛乾淨說對方「苔疙」本心無它,現在想來不免後悔以後得改改)。為什麼我只見過一回,須知痲瘋病治療不易又傳染極易,有患上痲瘋病者家人臉上須不好看。後來我讀西洋中古史方知古來處置痲瘋病人的直是非人之舉,有聚之焚之殲之者,也有棄之野地任其自生自滅之者,生理的病變竟一躍而成撒旦印記,蒙昧。
我要說的是故鄉外海也有這麼一個「苔疙島」,就在浯江出海口,右首是一大片鹹淡水交界才特出的水筆仔,出海口水中央有一小島,其實不過就一巨大海岩根本稱不上島,遠看林木蔥籠,島型甚美,島中央於林木簇擁處忽矗一水泥砌瞭望台甚是彆扭,退潮時可涉水而過但我從未踐履斯島,那一片爛泥地於我鄉我土小鬼根本就輕車熟路,蓋潮水退盡常在上面覓彈塗魚等海物,有幸抓到彈塗魚則烤燜兩吃,或者招潮蟹、海和尚食之無味又不忍棄就拿來玩來鬥。何以咫尺之地我又生性好奇如此竟就未曾犯禁過一次,實在是母親有交代,上面以前都是一些被家人棄養的痲瘋病人住著,你要是也想疙瘩一輩子那就上去玩吧。威逼至此我雖不愛美斷無自毀前程之理,也就真的咫尺天涯數十年一直到今。
我要說的是故鄉外海也有這麼一個「苔疙島」,就在浯江出海口,右首是一大片鹹淡水交界才特出的水筆仔,出海口水中央有一小島,其實不過就一巨大海岩根本稱不上島,遠看林木蔥籠,島型甚美,島中央於林木簇擁處忽矗一水泥砌瞭望台甚是彆扭,退潮時可涉水而過但我從未踐履斯島,那一片爛泥地於我鄉我土小鬼根本就輕車熟路,蓋潮水退盡常在上面覓彈塗魚等海物,有幸抓到彈塗魚則烤燜兩吃,或者招潮蟹、海和尚食之無味又不忍棄就拿來玩來鬥。何以咫尺之地我又生性好奇如此竟就未曾犯禁過一次,實在是母親有交代,上面以前都是一些被家人棄養的痲瘋病人住著,你要是也想疙瘩一輩子那就上去玩吧。威逼至此我雖不愛美斷無自毀前程之理,也就真的咫尺天涯數十年一直到今。
金門島兩頭大中間小型如一塊狗骨頭丟在閩江口外給國共兩股勢力搶,反共年代號為海上保壘,而這堡壘卻不是漢生病人的堡壘,他們的堡壘在島外之島,是真堡壘不見天日的堡壘,在堡壘裡死絕算完,我不知其上有枯骨幾許,只知道後來當地政府給取了一個類似日月潭中「光華島」之流的正大光明的島名,一時也想不起來。
孤狗地圖上的金門約莫如此,確實像塊骨頭噎得中國吞也吞不下吐又吐不出來便宜了蔣介石。也像一隻頭朝下的狗樣撒歡,究其實卻是個爹爹不疼姥姥不愛的主。
另外這個地圖沒有標誌山川風物,只有島上公路網交錯,鄉人口中的「痲瘋島」竟沒有列出,就在大金門左壁中段中正運動場和莒光湖之間往海延伸而去便是。
想到以前的說書人柳敬庭人皆號為柳二痲子,不知道是青春痘沒治乾淨留疤或也是漢生病患,待考。孔門弟子都有人有斯疾,柳二痲子那個朝代要得到這個病也不是什麼難事。
疾病
《玉蘭》寫到浪子(在中國的日本女人)患了肺結核。肺結核是這樣的,以前叫癆瘵因為久咳就成癆嗽,咳久則繼之以血故也叫血癆,咳血動輒以盆缽計,聽起來很駭人卻又是實,浪子那個年代(中日戰爭前後)碰到咳血醫囑必定是叫病人喀血必得用臉盆接住再吞回自己體內,導致很多結核病人最後不是死於肺結核卻死於腸胃結核。
小時候我也見過幾個結核病人,那年代結核病還是大規模的傳染病加以根治不易,家中有人患上結核病無異不治之症,那時候衛生單位大力推廣防癆觀念,也就有每學年所謂「防癆郵票」的認購,雖然是郵票但其上郵資闕如不能當正規郵票使。就算在我小時候那年代也沒聽過這種整臉盆吞血的療法,可見我的時代醫療觀念還是進步點。我見過的幾個結核病人各各看來形銷骨立,共同的特點是臉泛潮紅,據說有的治好了有的沒治好有的治好了再犯也是有的,每回遠遠見到傴僂的身影踽踽獨行一旁的母親總要我避道,她的觀念是正確,結核病確實有辦法透過飛沫傳播,我媽不識字,自然就不識Susan Sontag,自然更不識女作家悲天憫人的《疾病的隱喻》,但她保護孩子的心我不能不感念。
那年母親在中國旅次久咳不癒,初以為小恙她自己不以為意,同行的大哥大嫂憂心不已。我母親體氣素強每和兄姊憶及我總愛笑說她壯得跟頭牛,回台還等閒不願就醫,是有一回在家吃茄子吃得過敏全身起疹夜半送醫急診,才約畧於問診間提及查月久咳事,醫生好心告知不妨就此住院做一徹底檢查,誰知一檢查片子照出來肺部已有白點若干,醫生說最有可能是結核,不理想一點就是長了壞東西了。沒想到小時候避之若蛇蠍的病症竟是眼前能得最好的狀況,我從沒對兄姐說出口想是我們家兄弟姐妹心之所想大概也一同,倒希望只是肺結核還能圖個帶病延年,後又磁振掃描(當時MRI還沒普及)確為癌症,私心的一點想頭也就成空。
母親經化學療法一年而止,不忍追記。
the road not taken
作者自謂平生之癖在「愛才如命」,這個「自供」事實上也點出了本書一個特色:除了尚友古人之外,有關今人的評論,書中筆觸所及,亦多在有朋知交中取「才」。倘若觀其書知其人和察其友之其人的說法都成立的話,我們也許可以說,《更上一層樓》是一本從談文藝和對文友的愛賞推重中流露個人性情的文集,駁雜枝節雖是其病,對於雅好文藝的讀者,卻也不失為一本枕下案頭隨手翻開均可有所會心的書。
《更上一層樓》序評,黃碧端

先不論黃碧端學問文章,或許他們這些搞新批評的不把前代那種印象派的書評看在眼裡,實則是看黃碧端的序文就知道對於前代人那種願以肝膽授、天涯常存念的綿長情意就哪裡是黃碧端能懂得能體會得的。
要說尚友古人倒也不是,實在是前代風采太也動人,錦繡文章不忍捨棄,倒不見得就鄙薄時潮。好比說宋淇吧早博文名,卻以戰亂流離在 香江落腳側身影視圈以為謀稻梁,雖早拋下詩筆中不至武功盡廢,轉而攻翻譯成果斐然,當年港台從事翻譯諸生少不受其點撥啟發,竟以「翻譯先生」而不名,那是一個怎樣的輝煌年代啊。
昔年夏志清對林以亮早時僅有的詩作推崇備至,卻因讀過看過太多好 詩眼界越寬詩心越謙謹終竟廢然不以詩顯而浩歎不已,在我來看林以 亮的選擇莫如波特萊爾的Le coeur d'Artichaut,一瓣一瓣由裡而外剝盡終究一無所有無盡 蒼涼。
宋淇已屬前人,讀《更上一層樓》每見前人記又更前人的機鋒雅趣,茲鈔兩則改寫如下都跟蕭伯納有關。
蕭伯納函邱吉爾:「茲為閣下預留戲票兩張,請來觀賞,並請攜友人同來──如果你還有朋友。」
邱吉爾覆蕭伯納:「因是不克參加第一場公演。擬參加第二場公演──如果你的戲能公演兩場的話。」
鄧肯函蕭伯納:「我有最美麗的身體,你有最聰明的頭腦,我們生一孩子,再理想也沒有了。」
蕭伯納赴鄧肯:「如果生下來的孩子,身體像我而頭腦像妳,豈不很糟?」
林以亮說鄧肯是蕭伯納的「膩友」,傳神、好笑。
《更上一層樓》序評,黃碧端
先不論黃碧端學問文章,或許他們這些搞新批評的不把前代那種印象派的書評看在眼裡,實則是看黃碧端的序文就知道對於前代人那種願以肝膽授、天涯常存念的綿長情意就哪裡是黃碧端能懂得能體會得的。
要說尚友古人倒也不是,實在是前代風采太也動人,錦繡文章不忍捨棄,倒不見得就鄙薄時潮。好比說宋淇吧早博文名,卻以戰亂流離在 香江落腳側身影視圈以為謀稻梁,雖早拋下詩筆中不至武功盡廢,轉而攻翻譯成果斐然,當年港台從事翻譯諸生少不受其點撥啟發,竟以「翻譯先生」而不名,那是一個怎樣的輝煌年代啊。
昔年夏志清對林以亮早時僅有的詩作推崇備至,卻因讀過看過太多好 詩眼界越寬詩心越謙謹終竟廢然不以詩顯而浩歎不已,在我來看林以 亮的選擇莫如波特萊爾的Le coeur d'Artichaut,一瓣一瓣由裡而外剝盡終究一無所有無盡 蒼涼。
宋淇已屬前人,讀《更上一層樓》每見前人記又更前人的機鋒雅趣,茲鈔兩則改寫如下都跟蕭伯納有關。
蕭伯納函邱吉爾:「茲為閣下預留戲票兩張,請來觀賞,並請攜友人同來──如果你還有朋友。」
邱吉爾覆蕭伯納:「因是不克參加第一場公演。擬參加第二場公演──如果你的戲能公演兩場的話。」
鄧肯函蕭伯納:「我有最美麗的身體,你有最聰明的頭腦,我們生一孩子,再理想也沒有了。」
蕭伯納赴鄧肯:「如果生下來的孩子,身體像我而頭腦像妳,豈不很糟?」
林以亮說鄧肯是蕭伯納的「膩友」,傳神、好笑。
2008年3月3日 星期一
轉貼〈翻譯的事〉
應Ronja之請這裡也給貼一回〈翻譯的事〉。
這篇講稿還沒看到收錄在哪本書,原載2006年12月6-8日聯副,編輯按語提到是年楊牧返港科大客座對該校學生的一場講稿,說是翻譯其實講的更多的是前代學人林以亮和詩人的香港因緣。《談文藝憶詩友》有一大篇寫的除了何懷碩其他都早列仙班,有一章就講林以亮。
翻譯的事
楊牧
六十年代中我因為偶然的機緣認識了林以亮,想起來就是在愛荷華第一年結束的暑假。從那時候開始,一直到他去世為止,三十年間維持著極好,親近而溫馨的友誼(我這樣想是不會錯的,回憶起他長時間裡對我的期許),雖然只見過少數幾次面。他寫了許多信給我,繞著讀書,創作,和翻譯之類幾樣事情談論著,商量著,偶爾月旦或存或歿的人物,此外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話題,但他又時常提到自己怎樣就生病住院,甚至開刀服藥而終於無礙痊癒了,適可而止,筆鋒一轉又回到讀書,創作,和翻譯。我說我們認識了,就是說那長期通信關係的開始,而這其中感受到的累積的感情反而就十分沉重,尤其是現在,離開他去世也有將近十年的時間了,並沒有使我忘懷。
我記得他最初是接受聶華苓的推薦,邀我參與翻譯一本書。這本書後來在香港出版了,就是《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譯者有林以亮,張愛玲,於梨華,和我。翻譯篇數最多的是張愛玲,計有關於小說家的文章三篇和原主編者的序文一篇,其次於梨華和林以亮各一篇,我兩篇。張愛玲譯的序文,原撰稿者威廉‧范‧俄康納(William van O'Connor)是明尼蘇達大學教授,文筆精銳,劍及履及。記得首頁翻開就有一則關係著作者相對於小說主題的論述,被她這樣毫無保留地轉化呈現了出來:小說家「不應當預先知道他的題材的意義。他必須等待故事開展,逐漸發現他的主題。如果這本書寫完以後,主題極清晰地出現,那麼作者大概是隱匿了一些證據,寫出來的是一套教訓或是宣傳品」。
林以亮指定我譯的兩篇,一篇關於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另一篇則為拿撒奈‧韋斯特(Nathanael West);前者原文執筆人也是俄康納。那暑假我住在舊金山灣區的柏克萊,每天規規矩矩坐在樓上窗前,設法把嚴謹的學術論文譯成中文,也沒有什麼參考書,因為到那時為止,我只讀過一本福克納的原著《聲音與憤怒》(The Sound and the Fury),和少數短篇小說如〈熊〉("The Bear")等,而韋斯特更從未曾聽說過。一個外文系畢業的人尚且如此,這其中有些諷刺的意味,但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文學是需要翻譯的,而外文系的人就理所當然應該去做才是。林以亮為早年燕京大學西語系出身,內戰末期到香港,主要就是從事西書的翻譯和電影編劇,到我們通信的階段,他已經是朋輩中有名的「翻譯先生」(Mr. Translation)了。所謂朋輩,就是他有一次忽然在信中對我提到的,「同我差不多年齡的友好,如姚克,張愛玲,喬志高,蔡思果」等四人,都為衣食忙,他說,致未能專心文學,接下去就感慨地講了些自覺「蒼涼」的話。那當然也是長久以前的事,遠在我能完全領略其中的感慨之前。此後數十年,他曾經屢次提到些時不我與,深怕理想的工作未能完成等自我警惕的話,都使我矍然心驚,但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原來他的身體情況一直不好,長期帶病養生,遂有許多恐懼不安,因此更傾向在信中多談他寫作和編譯的計畫。在我這方面,林以亮對翻譯一事的熱衷和他對我的期待,竟有意無意為我點出了一條值得試探的路,一片於學術或創作都有可觀的新領域,充滿了信念,遠景。
回想起來,在為林以亮譯福克納和韋斯特兩長文之前,我可以說從未曾真正嘗試過翻譯。有則在大學時代私密的練習,而我記得的卻是一件頗具野心的計畫,和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最純淨,透亮,而不減絲毫繁美的神話與詩有關。就是在東海畢業前一年吧,我沒有告訴任何人,就動手開始翻譯起濟慈的長詩《恩迪密昂》(Endymion)。這首詩原文分成四卷,全長超過四千行,以英雄雙行體為基調,在嚴謹中賦予浪漫的氣息,所以頗具有一種無韻體的聲色,在英詩中也屬源遠流長:
美的事務是永恆的歡愉:
其可愛日增,不消逝於
虛幻無影;反而就長久為我們
維持一座靜謐的涼亭,為睡夢……
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 ever:
Its loveliness increases; it will never
Pass into nothingness; but still will keep
A bower quiet for us, and a sleep ……
我確定至少翻了一千餘行才停,手稿還在篋中,包括第一卷全部和第二卷的前七十九行,就在那關口戛然中斷,原因不難想像,只是當時已惘然。我最後那幾行約莫如此:
當微風奏出一支甜蜜的聖歌
去取悅德俄菲的時候,就有雪白輕快的
節奏溶進無聲的靜寂。他的兩腳急促
依然在這輕翼的引路人下飛跑……
濟慈二十二歲動筆寫此詩,不及一年脫稿,出版時書前印了一自序短文,懇切希望讀者諒解其中「可能暴露的生疏,不成熟,和錯誤」,果然,濟慈為了這首少年心血烙印的「詩之傳奇」(poetic romance),很快就遭遇到來自各方面的批評和攻擊。我奇怪的是,為什麼我自己也挑了這樣一首艱深而不祥的長詩來譯,在那青澀的年代。中斷的四句如彼,甚至原稿所保存的第一卷開始四句亦復如此:
美的事務是永恆的歡愉,
它的可愛日增,永不消逝;
恆久為我們保有一個
無聲寧靜的園亭,又像那……
這其中恐怕更暴露出譯筆的「生疏,不成熟,和錯誤」了。越過大段的歲月回顧,何嘗不慶幸當初的努力知所停止,功不唐捐,猶不免惶惑之至。除此之外,記憶裡還未曾翻譯過任何別的東西。所以我總是耿耿於懷,的確是林以亮點撥了我偶爾試探這另一支筆的興趣,在人生旅程的徬徨,摸索中。
那一年暑假順利譯畢福韋二文,回到愛荷華,冬天開始選擇卡謬(Albert Camus)的札記,取其文學與哲學以及一些關於社會文化的思維,逐日就其英譯本而轉譯,自以為興味盎然,例如:
革命,光榮,死亡,愛情。比起我內在那些沉重又真實的東西,
這些名詞有甚麼意義?
「而那是甚麼?」
「這淚水浩蕩的重量,」他說:
「便是我所了解的,我所體會的死亡的滋味。」
例如:德國人發明了自鳴鐘。這種東西是時間之流的可怕象徵物。那宏亮的鳴聲在西歐無數大城小鎮日以繼夜地響著,而且那也許最有力地表現道:「以歷史意識面對世界乃是有利於創造的。」
同時,就在那冰雪嚴封的冬天,我開始以一種責無旁貸的態度埋頭翻譯西班牙詩人羅爾卡(Federico Garcia Lorca)的吉普賽謠曲,出版時取名為《西班牙浪人吟》(Romancero Gitano)。這本詩集先由我一手自英文轉譯,但心中不安,我請一位懂西班牙文的朋友坐下來和我一起檢驗其信實。我將我的中文稿口譯回英文,由他當場比對手上的西班牙文,希望不至於太乖離原作,有則即刻討論更正。
所以我說翻譯的事,真正有個開端的話,痕跡確實在林以亮派給我的那暑期工裡,後來才緊跟著做了少許一些零星的事,但還是有限。當時林以亮並不是把我分內的材料指定就罷。我交稿後,他顯然很認真地審閱了一遍,提出疑點,以討論的口氣建議我是否修改,怎樣修改等等翻譯者經常遭遇的問題。韋斯特一文寫到小說家上了布朗大學後頗能孤芳自賞,變成一個衣著入時的大學生,身穿Brooks Brothers考究的外套和襯衫,頭戴漢堡呢帽,同學形容他就像個「相當有錢的殯儀館助手」。我把那時代的名牌衣服店,即曼哈頓的布魯克氏兄弟公司誤解為一般美國大學生的兄弟會之類組織,被林以亮發覺有誤,及時更正。他的耐性和細心常使我覺得很感動,寫信的時候我就維持著最嚴謹的態度,從一開始就如此,稱呼他「以亮先生」。一九七三年他和高克毅合辦《譯叢》半年刊於香港中文大學,那幾年我專致於二十世紀初葉文學理論與批評的研究,不久就針對周作人和希臘文學的關係在深入閱讀著相關的書。林以亮知道我肯把古典希臘和現代漢文學的題目這樣連結起來,非常高興。有一天我收到一大包書,打開一看,才知道他特別為我從朋友處借出,迢迢自香港航郵寄來的《希臘的神與英雄》,《希臘女詩人薩波》,和他自己收藏的《伊索寓言》,皆周作人五十年代初期所譯希臘文學的珍本,竟原書渡海,還附一信云:「書我既已借來,可暫時存兄處,不必影印,俟論文寫竟後再寄還不遲。」不久寫竟的就是後來發表在《譯叢》的英文論文"Chou Tso-jen's Hellenism"。此文從屬稿到排版付梓,得到他和高克毅兩位往返琢磨討論,使我獲益最多。
林以亮那一次提及他同時代的友好共四人,其中高克毅、張愛玲,和蔡思果我前後都見過。但我知道和他年紀相當在海外的友好,至少還有陳世驤和夏志清,沒提到是因為後兩位都在大學教文學,研究文學,不在他感慨須分心「為稻粱謀」的範圍之內。按上文林以亮想起他自己和那四位朋友,頗覺「蒼涼」,似乎誇張,但那可能就是最正確,最保守的兩個字。夏志清研究張愛玲,認為她小說力求表現的無非「蒼涼」;這一方面鄭樹森考之甚詳。林以亮生前談到二十世紀的新詩人,必舉吳興華,認為是那一輩中翹楚,其他人都比不上。他考證吳的生卒年代大概是1921-1966,屬文革最早被整死的知識分子之列。吳死後,林以亮將他的遺作四處發表,一部分就寄夏濟安,登在台北早期的《文學雜誌》上,刊過一篇〈論里爾克的詩〉,作者署名鄺文德,及若干直接譯自德文的里爾克詩選,都是他提供的,而鄺文德正是他為吳興華取的另一筆名。早在抗戰時期吳就已經以本名為中德學會譯過一冊《里爾克詩選》;又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林以亮夫人名鄺文美。
張愛玲於六十年代晚期到柏克萊任職於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為研究員。研究中心也是大學一部分,其中有一特別單元稱為「當代語言計畫」,主持人一直是陳世驤,早期獨當一面的研究員即夏濟安。我初到柏克萊那年暑假,陳先生要我以助理的身分整理夏先生遺下的卡片箱,就坐在那間老研究室裡東翻西翻,其實並沒有什麼意思,只是過目了許多新中國稀奇古怪的宣傳口號或批判語彙之類,一直到秋天開學,就不做了。中心後來正式聘莊信正為計畫研究員,越二年莊辭職去洛杉磯就南加大教職,陳先生不聲不響請來了一位女士繼任這件工作,就是張愛玲。我第一次見到張愛玲的時候,其實從來還不曾讀過她的小說,但我讀過夏志清的英文本《中國現代小說史》,其中闢有專章研究她,何況我們曾在林以亮的主持之下,合譯了一本《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所以就趕快去找她的小說來看。現在想想,那時張愛玲大概也才四十多歲,但幾乎所有她到今天還有人讀的小說都已經寫好了。張穿著很樸素,記憶裡總是那樣安靜端莊地坐在那裡,不和人家搶話講,只專心聽著,點頭,好像沒有太多表情,雖然偶爾臉上也露出同意,欣然的笑容。
張愛玲記得我為那本美國書翻譯的福克納和韋斯特,稱讚了幾句,很驚訝我原來還是一個剛起步的研究生。有人問她關於〈傾城之戀〉的事,她支吾不願意談;又問七巧,也同樣無心深入的樣子。那之前,我們來自台灣的同學都讀過一本不知道怎麼從日本流到北美的打字印刷,非正式出版的《今生今世》。有人於是不懷好意地想試探這個題目,但她把頭轉到一邊,面無表情。我不知道她在中心的工作是否即夏濟安一路下來的延續,但那一兩年文革方熾,我們關心中國現狀的人課後常到中心的圖書館看報;我去時通常是下午暮靄遲遲的時候,屢次遇見張愛玲剛進中心大門,互相禮貌地招呼,隨即看她安靜地穿過長廊,走進她的研究室。照中心慣例,研究員一年須提出一篇具有分量的論文;但那一年度未完,陳先生就去世了,所以我們都不知道她的論文怎樣。據說那一天晚上陳先生的追思會中,張愛玲其實也是在座的,但我沒有注意到;又據說會未終了,她就起身在簷下獨立,逡巡,而終於悄悄地走了。
而就在這樣一種暗澹,逐漸微弱的光影裡,我們的六十年代就幾乎無聲息地隱入勢必的記憶,忽然的和累積的,未竟的音訊,情節,故事,無法重組的美好和不美好,都將在此後漫長的歲月裡偶然浮現,提醒我們蓄意編織的夢,破碎的夢,消滅虛無的夢,歸根究柢終於是真實的,曾經都將在此後侷促的歲月裡,轉化那具象的真實為更高層次的神情體驗,在文字的驅遣,複沓,重疊,和離析等等這些大動作裡,這些藝術結構的訴求裡,找到我們的思維藉以詮釋的端倪,發現生死歸宿何其渺茫:愛若是蜉蝣短暫,恨何嘗不是?愛和恨的時代,風雲和煙雨的時代,殘忍,同情,我們的六十年代,革命和禪修,抗議和出賣,無數影象猶栩栩在記憶裡有機地滋生,慾望和仇恨,映向空白的期嚮,紅杉巨木的針葉在窗外搖擺,窺探,古典文本在燈下,獼猴桃在冰箱裡,香菸在床頭,家國在失眠的晨星一再重複的水瓶,金牛,和處女座,稀薄的音訊裡未竟的音訊,失←,監禁,死亡。何其失望,何其悲傷,何其莊嚴而浪漫。
七十年代中,有一年端午節我去香港,住在薄扶林道朋友家,才發覺這其中有一種無可抗拒的異國情調,如此強烈地吸引我,廣大深沉的港灣,更遠更遠異樣的水平線,和我從窗口俯視的住民,安靜的,熙攘嘈切的人車,使我精神為之搖動。這樣真確的異國情調,包括那可愛的語音,甚至在美國或歐洲都未曾經驗過。我第一次和林以亮見面時,感到人群中他如何表現出一種對我特別接納,親切的神色,深怕別人不知道我們關係多麼不比尋常,通了許多信,在一般的文學修養範圍內幾乎無事不談。同時我也感覺到他其實是一個驕傲的人,至少對某些人說來,甚至是不可親近的。他對我說陳世驤去世的消息傳來時,正在新加坡,聞訊全身顫抖,久久不能自已;我記得我也有相似的反應,在麻薩諸塞州被電話喚醒的子夜,前未曾有的經驗。他問我的寫作和研究計畫,家庭情況等等,又突然問我練過字沒有,於是就談碑帖源流異同,非常深入,許多都是我不見得理解的。後來回到台北,我就接到林以亮寄來的一包書法碑帖,原來他是覺得我的鋼筆字顯然欠缺了甚麼規矩之類,必須加以約束,就為我進城去挑選了這些書法範本,要我定下心來拿毛筆勤練習之。我很感動,但練字實非始料之所及,所以又延宕良久,有一天隨意在書堆裡拿出一本《道因法師碑》跟著寫起來,一匝月即止,未再寫過。
我聽說林以亮和早期香港的電影事業很有關係,曾擔任過幾個大公司的製片和編劇,而他和張愛玲的交情大半際會於此。六十年代張曾為電懋寫劇本,其風格即受林以亮早出的喜劇《南北和》的影響,而且她筆下的粵語對白一向須由林以亮修改才定稿。然而相識那麼多年,我並不曾看過他在信裡談及電影這個題目。但我也記得當初他為我譯韋斯特一文改稿時,進進出出特別精細準確的是關於韋斯特在好萊塢編劇之始末,有些習慣用語若不是他為我釐定,恐怕就錯誤百出了。他八十年代好像都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校長特別助理;我可以想像他依然故我,愛才不吝施捨,絕無保留,甚至到了護短的程度,但又不願意含糊以敷衍平庸,也就是說,原來那一份知識之傲氣總是不少的,所以我在香港遇見的人當中,對他不以為然或談起來就咬牙切齒的,似乎比對他傾心致敬的人更多。一九九一年夏天,我到香港參與科技大學創校,那時林以亮已自中大退休,平時在家看書養病,或提供諮詢資料給《譯叢》編輯同人。秋涼時,經過多次要求,他終於答應讓我前去拜訪。記得他家在一個叫「嘉多理山嘉多理道」的陂陀多樹的社區,甚為幽靜。林以亮坐在起居客廳的大椅子上,侃侃而談,或立起走到書架前取物示我,精神相當不錯。告辭出來,回頭揚手作別的時候,才感到他那清渥的病容,以及更明顯觸動我內心的,他多麼捨不得我們這樣匆匆來去,依依的表情,在南國晚起的秋風裡。
林以亮去世時,我已離開香港若干年,而在這之前,因為健康和際遇的關係,他的信也寫得少了,來往香港的朋友都不清楚他的情況,問也問不出道理來。等到證實他已溘然長逝,大概就是一九九七年暑假之後了。林以亮身體一向不是最好,長期都在就醫服藥,甚至屢經外科手術,堅忍養護,還做了許多有功於文化的事。對個人而言,他期許激勵於我的正是文學的創作和學術研究,授受之間何等慷慨,大方,且不遺餘力,以及我偶爾奮起從事的翻譯工作,其實正是他給與我的啟發。雖然,我還是不免遺憾,當初選譯葉慈詩得以成書出版已經是一九九七年了,但早先工作開始的時候我還住在清水灣,竟未能就近讓他看到一些稿本;至於莎士比亞的《暴風雨》,想必是他最感興味的題材,無論就他超越的家學或人生體驗而言都是,但也來不及了。
翻譯的事固然是我的「香港因緣」的開始,也在那長期的接觸和實習裡逐漸能以真心看待這件事,甚至有了些理論的認知———這是香港給與我的賞賜。而在個人心懷之中,我也時常覺得,當我認真工作,從那嚴謹的聲韻結構和主題觀念中追究詩的神髓,嘗試以現代漢語加以表現,力求完整,我紀念著林以亮,所以那些微薄的成績或許就可以看作是為報答香港而做的。
這篇講稿還沒看到收錄在哪本書,原載2006年12月6-8日聯副,編輯按語提到是年楊牧返港科大客座對該校學生的一場講稿,說是翻譯其實講的更多的是前代學人林以亮和詩人的香港因緣。《談文藝憶詩友》有一大篇寫的除了何懷碩其他都早列仙班,有一章就講林以亮。
翻譯的事
楊牧
六十年代中我因為偶然的機緣認識了林以亮,想起來就是在愛荷華第一年結束的暑假。從那時候開始,一直到他去世為止,三十年間維持著極好,親近而溫馨的友誼(我這樣想是不會錯的,回憶起他長時間裡對我的期許),雖然只見過少數幾次面。他寫了許多信給我,繞著讀書,創作,和翻譯之類幾樣事情談論著,商量著,偶爾月旦或存或歿的人物,此外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話題,但他又時常提到自己怎樣就生病住院,甚至開刀服藥而終於無礙痊癒了,適可而止,筆鋒一轉又回到讀書,創作,和翻譯。我說我們認識了,就是說那長期通信關係的開始,而這其中感受到的累積的感情反而就十分沉重,尤其是現在,離開他去世也有將近十年的時間了,並沒有使我忘懷。
我記得他最初是接受聶華苓的推薦,邀我參與翻譯一本書。這本書後來在香港出版了,就是《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譯者有林以亮,張愛玲,於梨華,和我。翻譯篇數最多的是張愛玲,計有關於小說家的文章三篇和原主編者的序文一篇,其次於梨華和林以亮各一篇,我兩篇。張愛玲譯的序文,原撰稿者威廉‧范‧俄康納(William van O'Connor)是明尼蘇達大學教授,文筆精銳,劍及履及。記得首頁翻開就有一則關係著作者相對於小說主題的論述,被她這樣毫無保留地轉化呈現了出來:小說家「不應當預先知道他的題材的意義。他必須等待故事開展,逐漸發現他的主題。如果這本書寫完以後,主題極清晰地出現,那麼作者大概是隱匿了一些證據,寫出來的是一套教訓或是宣傳品」。
林以亮指定我譯的兩篇,一篇關於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另一篇則為拿撒奈‧韋斯特(Nathanael West);前者原文執筆人也是俄康納。那暑假我住在舊金山灣區的柏克萊,每天規規矩矩坐在樓上窗前,設法把嚴謹的學術論文譯成中文,也沒有什麼參考書,因為到那時為止,我只讀過一本福克納的原著《聲音與憤怒》(The Sound and the Fury),和少數短篇小說如〈熊〉("The Bear")等,而韋斯特更從未曾聽說過。一個外文系畢業的人尚且如此,這其中有些諷刺的意味,但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文學是需要翻譯的,而外文系的人就理所當然應該去做才是。林以亮為早年燕京大學西語系出身,內戰末期到香港,主要就是從事西書的翻譯和電影編劇,到我們通信的階段,他已經是朋輩中有名的「翻譯先生」(Mr. Translation)了。所謂朋輩,就是他有一次忽然在信中對我提到的,「同我差不多年齡的友好,如姚克,張愛玲,喬志高,蔡思果」等四人,都為衣食忙,他說,致未能專心文學,接下去就感慨地講了些自覺「蒼涼」的話。那當然也是長久以前的事,遠在我能完全領略其中的感慨之前。此後數十年,他曾經屢次提到些時不我與,深怕理想的工作未能完成等自我警惕的話,都使我矍然心驚,但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原來他的身體情況一直不好,長期帶病養生,遂有許多恐懼不安,因此更傾向在信中多談他寫作和編譯的計畫。在我這方面,林以亮對翻譯一事的熱衷和他對我的期待,竟有意無意為我點出了一條值得試探的路,一片於學術或創作都有可觀的新領域,充滿了信念,遠景。
回想起來,在為林以亮譯福克納和韋斯特兩長文之前,我可以說從未曾真正嘗試過翻譯。有則在大學時代私密的練習,而我記得的卻是一件頗具野心的計畫,和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最純淨,透亮,而不減絲毫繁美的神話與詩有關。就是在東海畢業前一年吧,我沒有告訴任何人,就動手開始翻譯起濟慈的長詩《恩迪密昂》(Endymion)。這首詩原文分成四卷,全長超過四千行,以英雄雙行體為基調,在嚴謹中賦予浪漫的氣息,所以頗具有一種無韻體的聲色,在英詩中也屬源遠流長:
美的事務是永恆的歡愉:
其可愛日增,不消逝於
虛幻無影;反而就長久為我們
維持一座靜謐的涼亭,為睡夢……
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 ever:
Its loveliness increases; it will never
Pass into nothingness; but still will keep
A bower quiet for us, and a sleep ……
我確定至少翻了一千餘行才停,手稿還在篋中,包括第一卷全部和第二卷的前七十九行,就在那關口戛然中斷,原因不難想像,只是當時已惘然。我最後那幾行約莫如此:
當微風奏出一支甜蜜的聖歌
去取悅德俄菲的時候,就有雪白輕快的
節奏溶進無聲的靜寂。他的兩腳急促
依然在這輕翼的引路人下飛跑……
濟慈二十二歲動筆寫此詩,不及一年脫稿,出版時書前印了一自序短文,懇切希望讀者諒解其中「可能暴露的生疏,不成熟,和錯誤」,果然,濟慈為了這首少年心血烙印的「詩之傳奇」(poetic romance),很快就遭遇到來自各方面的批評和攻擊。我奇怪的是,為什麼我自己也挑了這樣一首艱深而不祥的長詩來譯,在那青澀的年代。中斷的四句如彼,甚至原稿所保存的第一卷開始四句亦復如此:
美的事務是永恆的歡愉,
它的可愛日增,永不消逝;
恆久為我們保有一個
無聲寧靜的園亭,又像那……
這其中恐怕更暴露出譯筆的「生疏,不成熟,和錯誤」了。越過大段的歲月回顧,何嘗不慶幸當初的努力知所停止,功不唐捐,猶不免惶惑之至。除此之外,記憶裡還未曾翻譯過任何別的東西。所以我總是耿耿於懷,的確是林以亮點撥了我偶爾試探這另一支筆的興趣,在人生旅程的徬徨,摸索中。
那一年暑假順利譯畢福韋二文,回到愛荷華,冬天開始選擇卡謬(Albert Camus)的札記,取其文學與哲學以及一些關於社會文化的思維,逐日就其英譯本而轉譯,自以為興味盎然,例如:
革命,光榮,死亡,愛情。比起我內在那些沉重又真實的東西,
這些名詞有甚麼意義?
「而那是甚麼?」
「這淚水浩蕩的重量,」他說:
「便是我所了解的,我所體會的死亡的滋味。」
例如:德國人發明了自鳴鐘。這種東西是時間之流的可怕象徵物。那宏亮的鳴聲在西歐無數大城小鎮日以繼夜地響著,而且那也許最有力地表現道:「以歷史意識面對世界乃是有利於創造的。」
同時,就在那冰雪嚴封的冬天,我開始以一種責無旁貸的態度埋頭翻譯西班牙詩人羅爾卡(Federico Garcia Lorca)的吉普賽謠曲,出版時取名為《西班牙浪人吟》(Romancero Gitano)。這本詩集先由我一手自英文轉譯,但心中不安,我請一位懂西班牙文的朋友坐下來和我一起檢驗其信實。我將我的中文稿口譯回英文,由他當場比對手上的西班牙文,希望不至於太乖離原作,有則即刻討論更正。
所以我說翻譯的事,真正有個開端的話,痕跡確實在林以亮派給我的那暑期工裡,後來才緊跟著做了少許一些零星的事,但還是有限。當時林以亮並不是把我分內的材料指定就罷。我交稿後,他顯然很認真地審閱了一遍,提出疑點,以討論的口氣建議我是否修改,怎樣修改等等翻譯者經常遭遇的問題。韋斯特一文寫到小說家上了布朗大學後頗能孤芳自賞,變成一個衣著入時的大學生,身穿Brooks Brothers考究的外套和襯衫,頭戴漢堡呢帽,同學形容他就像個「相當有錢的殯儀館助手」。我把那時代的名牌衣服店,即曼哈頓的布魯克氏兄弟公司誤解為一般美國大學生的兄弟會之類組織,被林以亮發覺有誤,及時更正。他的耐性和細心常使我覺得很感動,寫信的時候我就維持著最嚴謹的態度,從一開始就如此,稱呼他「以亮先生」。一九七三年他和高克毅合辦《譯叢》半年刊於香港中文大學,那幾年我專致於二十世紀初葉文學理論與批評的研究,不久就針對周作人和希臘文學的關係在深入閱讀著相關的書。林以亮知道我肯把古典希臘和現代漢文學的題目這樣連結起來,非常高興。有一天我收到一大包書,打開一看,才知道他特別為我從朋友處借出,迢迢自香港航郵寄來的《希臘的神與英雄》,《希臘女詩人薩波》,和他自己收藏的《伊索寓言》,皆周作人五十年代初期所譯希臘文學的珍本,竟原書渡海,還附一信云:「書我既已借來,可暫時存兄處,不必影印,俟論文寫竟後再寄還不遲。」不久寫竟的就是後來發表在《譯叢》的英文論文"Chou Tso-jen's Hellenism"。此文從屬稿到排版付梓,得到他和高克毅兩位往返琢磨討論,使我獲益最多。
林以亮那一次提及他同時代的友好共四人,其中高克毅、張愛玲,和蔡思果我前後都見過。但我知道和他年紀相當在海外的友好,至少還有陳世驤和夏志清,沒提到是因為後兩位都在大學教文學,研究文學,不在他感慨須分心「為稻粱謀」的範圍之內。按上文林以亮想起他自己和那四位朋友,頗覺「蒼涼」,似乎誇張,但那可能就是最正確,最保守的兩個字。夏志清研究張愛玲,認為她小說力求表現的無非「蒼涼」;這一方面鄭樹森考之甚詳。林以亮生前談到二十世紀的新詩人,必舉吳興華,認為是那一輩中翹楚,其他人都比不上。他考證吳的生卒年代大概是1921-1966,屬文革最早被整死的知識分子之列。吳死後,林以亮將他的遺作四處發表,一部分就寄夏濟安,登在台北早期的《文學雜誌》上,刊過一篇〈論里爾克的詩〉,作者署名鄺文德,及若干直接譯自德文的里爾克詩選,都是他提供的,而鄺文德正是他為吳興華取的另一筆名。早在抗戰時期吳就已經以本名為中德學會譯過一冊《里爾克詩選》;又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林以亮夫人名鄺文美。
張愛玲於六十年代晚期到柏克萊任職於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為研究員。研究中心也是大學一部分,其中有一特別單元稱為「當代語言計畫」,主持人一直是陳世驤,早期獨當一面的研究員即夏濟安。我初到柏克萊那年暑假,陳先生要我以助理的身分整理夏先生遺下的卡片箱,就坐在那間老研究室裡東翻西翻,其實並沒有什麼意思,只是過目了許多新中國稀奇古怪的宣傳口號或批判語彙之類,一直到秋天開學,就不做了。中心後來正式聘莊信正為計畫研究員,越二年莊辭職去洛杉磯就南加大教職,陳先生不聲不響請來了一位女士繼任這件工作,就是張愛玲。我第一次見到張愛玲的時候,其實從來還不曾讀過她的小說,但我讀過夏志清的英文本《中國現代小說史》,其中闢有專章研究她,何況我們曾在林以亮的主持之下,合譯了一本《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所以就趕快去找她的小說來看。現在想想,那時張愛玲大概也才四十多歲,但幾乎所有她到今天還有人讀的小說都已經寫好了。張穿著很樸素,記憶裡總是那樣安靜端莊地坐在那裡,不和人家搶話講,只專心聽著,點頭,好像沒有太多表情,雖然偶爾臉上也露出同意,欣然的笑容。
張愛玲記得我為那本美國書翻譯的福克納和韋斯特,稱讚了幾句,很驚訝我原來還是一個剛起步的研究生。有人問她關於〈傾城之戀〉的事,她支吾不願意談;又問七巧,也同樣無心深入的樣子。那之前,我們來自台灣的同學都讀過一本不知道怎麼從日本流到北美的打字印刷,非正式出版的《今生今世》。有人於是不懷好意地想試探這個題目,但她把頭轉到一邊,面無表情。我不知道她在中心的工作是否即夏濟安一路下來的延續,但那一兩年文革方熾,我們關心中國現狀的人課後常到中心的圖書館看報;我去時通常是下午暮靄遲遲的時候,屢次遇見張愛玲剛進中心大門,互相禮貌地招呼,隨即看她安靜地穿過長廊,走進她的研究室。照中心慣例,研究員一年須提出一篇具有分量的論文;但那一年度未完,陳先生就去世了,所以我們都不知道她的論文怎樣。據說那一天晚上陳先生的追思會中,張愛玲其實也是在座的,但我沒有注意到;又據說會未終了,她就起身在簷下獨立,逡巡,而終於悄悄地走了。
而就在這樣一種暗澹,逐漸微弱的光影裡,我們的六十年代就幾乎無聲息地隱入勢必的記憶,忽然的和累積的,未竟的音訊,情節,故事,無法重組的美好和不美好,都將在此後漫長的歲月裡偶然浮現,提醒我們蓄意編織的夢,破碎的夢,消滅虛無的夢,歸根究柢終於是真實的,曾經都將在此後侷促的歲月裡,轉化那具象的真實為更高層次的神情體驗,在文字的驅遣,複沓,重疊,和離析等等這些大動作裡,這些藝術結構的訴求裡,找到我們的思維藉以詮釋的端倪,發現生死歸宿何其渺茫:愛若是蜉蝣短暫,恨何嘗不是?愛和恨的時代,風雲和煙雨的時代,殘忍,同情,我們的六十年代,革命和禪修,抗議和出賣,無數影象猶栩栩在記憶裡有機地滋生,慾望和仇恨,映向空白的期嚮,紅杉巨木的針葉在窗外搖擺,窺探,古典文本在燈下,獼猴桃在冰箱裡,香菸在床頭,家國在失眠的晨星一再重複的水瓶,金牛,和處女座,稀薄的音訊裡未竟的音訊,失←,監禁,死亡。何其失望,何其悲傷,何其莊嚴而浪漫。
七十年代中,有一年端午節我去香港,住在薄扶林道朋友家,才發覺這其中有一種無可抗拒的異國情調,如此強烈地吸引我,廣大深沉的港灣,更遠更遠異樣的水平線,和我從窗口俯視的住民,安靜的,熙攘嘈切的人車,使我精神為之搖動。這樣真確的異國情調,包括那可愛的語音,甚至在美國或歐洲都未曾經驗過。我第一次和林以亮見面時,感到人群中他如何表現出一種對我特別接納,親切的神色,深怕別人不知道我們關係多麼不比尋常,通了許多信,在一般的文學修養範圍內幾乎無事不談。同時我也感覺到他其實是一個驕傲的人,至少對某些人說來,甚至是不可親近的。他對我說陳世驤去世的消息傳來時,正在新加坡,聞訊全身顫抖,久久不能自已;我記得我也有相似的反應,在麻薩諸塞州被電話喚醒的子夜,前未曾有的經驗。他問我的寫作和研究計畫,家庭情況等等,又突然問我練過字沒有,於是就談碑帖源流異同,非常深入,許多都是我不見得理解的。後來回到台北,我就接到林以亮寄來的一包書法碑帖,原來他是覺得我的鋼筆字顯然欠缺了甚麼規矩之類,必須加以約束,就為我進城去挑選了這些書法範本,要我定下心來拿毛筆勤練習之。我很感動,但練字實非始料之所及,所以又延宕良久,有一天隨意在書堆裡拿出一本《道因法師碑》跟著寫起來,一匝月即止,未再寫過。
我聽說林以亮和早期香港的電影事業很有關係,曾擔任過幾個大公司的製片和編劇,而他和張愛玲的交情大半際會於此。六十年代張曾為電懋寫劇本,其風格即受林以亮早出的喜劇《南北和》的影響,而且她筆下的粵語對白一向須由林以亮修改才定稿。然而相識那麼多年,我並不曾看過他在信裡談及電影這個題目。但我也記得當初他為我譯韋斯特一文改稿時,進進出出特別精細準確的是關於韋斯特在好萊塢編劇之始末,有些習慣用語若不是他為我釐定,恐怕就錯誤百出了。他八十年代好像都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校長特別助理;我可以想像他依然故我,愛才不吝施捨,絕無保留,甚至到了護短的程度,但又不願意含糊以敷衍平庸,也就是說,原來那一份知識之傲氣總是不少的,所以我在香港遇見的人當中,對他不以為然或談起來就咬牙切齒的,似乎比對他傾心致敬的人更多。一九九一年夏天,我到香港參與科技大學創校,那時林以亮已自中大退休,平時在家看書養病,或提供諮詢資料給《譯叢》編輯同人。秋涼時,經過多次要求,他終於答應讓我前去拜訪。記得他家在一個叫「嘉多理山嘉多理道」的陂陀多樹的社區,甚為幽靜。林以亮坐在起居客廳的大椅子上,侃侃而談,或立起走到書架前取物示我,精神相當不錯。告辭出來,回頭揚手作別的時候,才感到他那清渥的病容,以及更明顯觸動我內心的,他多麼捨不得我們這樣匆匆來去,依依的表情,在南國晚起的秋風裡。
林以亮去世時,我已離開香港若干年,而在這之前,因為健康和際遇的關係,他的信也寫得少了,來往香港的朋友都不清楚他的情況,問也問不出道理來。等到證實他已溘然長逝,大概就是一九九七年暑假之後了。林以亮身體一向不是最好,長期都在就醫服藥,甚至屢經外科手術,堅忍養護,還做了許多有功於文化的事。對個人而言,他期許激勵於我的正是文學的創作和學術研究,授受之間何等慷慨,大方,且不遺餘力,以及我偶爾奮起從事的翻譯工作,其實正是他給與我的啟發。雖然,我還是不免遺憾,當初選譯葉慈詩得以成書出版已經是一九九七年了,但早先工作開始的時候我還住在清水灣,竟未能就近讓他看到一些稿本;至於莎士比亞的《暴風雨》,想必是他最感興味的題材,無論就他超越的家學或人生體驗而言都是,但也來不及了。
翻譯的事固然是我的「香港因緣」的開始,也在那長期的接觸和實習裡逐漸能以真心看待這件事,甚至有了些理論的認知———這是香港給與我的賞賜。而在個人心懷之中,我也時常覺得,當我認真工作,從那嚴謹的聲韻結構和主題觀念中追究詩的神髓,嘗試以現代漢語加以表現,力求完整,我紀念著林以亮,所以那些微薄的成績或許就可以看作是為報答香港而做的。
2008年3月1日 星期六
吃夢
王湘綺之前舉子在揭榜前互為東家吃吃喝喝想必也是有的,不這樣無以遣等待之難熬啊。湘綺樓日記之前有沒人用過「吃夢」這字眼我不確定,高陽和二月河小說裡都用過吃夢的典敘的事卻在同光之前,我得查查。
夢且晚點吃不遲,我要先看幾個都到民國還在發前清夢的人物。
都是《後遺民寫作》給害的,越看越遠越遠就越不能罷手。
《一士類稿》寫得好看,薄薄三百來頁裡裝的有清到民初些許風流人 物。類此筆記掌故非有點見識不能把人物寫得精彩,寫得精采還得看 得透徹。從王湘綺李慈銘這些個大名士談到章太炎被羈陳夔龍入民國 後的落落寡合,非得有同理心不能見其顏色。講陳筱石說他是盛清之 顯宦民國之遺老,實則一士卒業於山東客籍高等學堂還被清室授過舉 人出身,入民國後頓失所依和其兄徐凌霄雙雙投身新聞界允為當時兩 支健筆,想來對這些舊時顏色也有點雖不能至的心嚮往之。又因最近 等著看繁體版的二月河《胡雪巖》,這本書裡談胡光墉一章就特別上 心,光是這一章引述的舊聞如下: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癸未年十一月卷、
王申《答楊石泉》,同治十一年卷、
曾劼剛《使西日記》,光緒五年己卯卷、
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貨殖傳、
劉體仁《異辭錄》,卷二、
醒醉生(汪康年)《莊諧選錄》卷十二、
李伯元《南亭筆記》,卷二卷十五、
陳雲笙《慎節齋口存》卷上胡光墉篇、
沙漚《一葉軒漫筆》
又韓邦慶《海上花列傳》,書中人物黎篆鴻據信即胡光墉側寫。佛山 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六十三回皆有述及胡雪巖行事。餘 引清史稿、舊檔則未計。人家讀書真神了。
又分寫李慈銘王闓運兩大名士,把《越縵堂日記》裡提到王湘綺的段 落一一檢附,李蒓客這人自負,人家董硯樵說他詩初學溫李繼規沈宋 他不領情還要說予生平實未嘗讀此四家詩也,末了還誇海口說"以詩 而論,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而謂學溫李歸沈宋乎!"接著話茬就 說到張香濤贊王闓運的詩一路講到"道光名士苦於不讀書而鹜虛名咸 豐名士並在讀雜書而喜狂言"。鹜虛名好雜書喜狂言李蒓客三者兼有 之,這個人看似疏狂其實功名心熱的,大概文人相輕,在日記裡鄙薄 王闓運至此我看了只覺好笑。
中華書局的「近代筆記史料叢刊」叫我多瞧了好些熱鬧,真功德呀。
「近代筆記史料叢刊」目前出三十三種,關於清末掌故的要比民初軍 頭混戰的好些。陳筱石這人有趣幹了末代直隸總督清帝遜位後就躲在 上海做寓公寫詩自娛,他最大毛病就出在裙帶他的繼室是許庚身庶妹 ,還拜過弈劻福晉作乾娘,因此上陳夔龍也就是個老慶王的乾姑爺, 為這事江春霖要攻慶王還連帶把陳夔龍也掃進去。
當時宣武門外酒肆還有好事者未署名的題壁詩極盡謔虐,很值得 抄在後頭奇文共賞:
居然滿漢一家親,乾女乾兒色色新。
也當朱陳通嫁娶,本來雲貴是鄉親。
鶯聲嚦嚦乎爹日,豚子依依戀母辰。
一種風情誰識得?勸君何必問前因。
一堂二代作乾爺,喜氣重重出一家。
照例定應乎格格,請安應不喚爸爸。
歧王宅裡開新樣,江令歸來有舊衙。
兒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對寄生花。
被掃到的還有個時任安徽巡撫的朱家寶,朱家寶的兒子朱綸拜慶王子載振作乾爹,還是袁項城給牽的豬哥,好 個撿不斷理還亂,我對這種生殖器關係最沒輒,誰給算算這樣一來朱 家寶和陳夔龍得怎麼互稱啊?陳夔龍被掃到不是第一次每 次都能躲得過也算命大,有了這層牽絲扳藤的裙帶怪不得他對清室如此戀戀了。
譚復生忍死須臾待杜根獄中提壁太過癮晦,不管,反正時日相去不遠箇中人物還互有牽連,我就借您老絕筆一用,得:
望們投帖思乾爺,忍辱須臾喚阿瑪;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腦兩姑爺。
夢且晚點吃不遲,我要先看幾個都到民國還在發前清夢的人物。
《一士類稿》寫得好看,薄薄三百來頁裡裝的有清到民初些許風流人 物。類此筆記掌故非有點見識不能把人物寫得精彩,寫得精采還得看 得透徹。從王湘綺李慈銘這些個大名士談到章太炎被羈陳夔龍入民國 後的落落寡合,非得有同理心不能見其顏色。講陳筱石說他是盛清之 顯宦民國之遺老,實則一士卒業於山東客籍高等學堂還被清室授過舉 人出身,入民國後頓失所依和其兄徐凌霄雙雙投身新聞界允為當時兩 支健筆,想來對這些舊時顏色也有點雖不能至的心嚮往之。又因最近 等著看繁體版的二月河《胡雪巖》,這本書裡談胡光墉一章就特別上 心,光是這一章引述的舊聞如下: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癸未年十一月卷、
王申《答楊石泉》,同治十一年卷、
曾劼剛《使西日記》,光緒五年己卯卷、
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貨殖傳、
劉體仁《異辭錄》,卷二、
醒醉生(汪康年)《莊諧選錄》卷十二、
李伯元《南亭筆記》,卷二卷十五、
陳雲笙《慎節齋口存》卷上胡光墉篇、
沙漚《一葉軒漫筆》
又韓邦慶《海上花列傳》,書中人物黎篆鴻據信即胡光墉側寫。佛山 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六十三回皆有述及胡雪巖行事。餘 引清史稿、舊檔則未計。人家讀書真神了。
又分寫李慈銘王闓運兩大名士,把《越縵堂日記》裡提到王湘綺的段 落一一檢附,李蒓客這人自負,人家董硯樵說他詩初學溫李繼規沈宋 他不領情還要說予生平實未嘗讀此四家詩也,末了還誇海口說"以詩 而論,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而謂學溫李歸沈宋乎!"接著話茬就 說到張香濤贊王闓運的詩一路講到"道光名士苦於不讀書而鹜虛名咸 豐名士並在讀雜書而喜狂言"。鹜虛名好雜書喜狂言李蒓客三者兼有 之,這個人看似疏狂其實功名心熱的,大概文人相輕,在日記裡鄙薄 王闓運至此我看了只覺好笑。
當時宣武門外酒肆還有好事者未署名的題壁詩極盡謔虐,很值得 抄在後頭奇文共賞:
居然滿漢一家親,乾女乾兒色色新。
也當朱陳通嫁娶,本來雲貴是鄉親。
鶯聲嚦嚦乎爹日,豚子依依戀母辰。
一種風情誰識得?勸君何必問前因。
一堂二代作乾爺,喜氣重重出一家。
照例定應乎格格,請安應不喚爸爸。
歧王宅裡開新樣,江令歸來有舊衙。
兒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對寄生花。
被掃到的還有個時任安徽巡撫的朱家寶,朱家寶的兒子朱綸拜慶王子載振作乾爹,還是袁項城給牽的豬哥,好 個撿不斷理還亂,我對這種生殖器關係最沒輒,誰給算算這樣一來朱 家寶和陳夔龍得怎麼互稱啊?陳夔龍被掃到不是第一次每 次都能躲得過也算命大,有了這層牽絲扳藤的裙帶怪不得他對清室如此戀戀了。
譚復生忍死須臾待杜根獄中提壁太過癮晦,不管,反正時日相去不遠箇中人物還互有牽連,我就借您老絕筆一用,得:
望們投帖思乾爺,忍辱須臾喚阿瑪;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腦兩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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